如何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(如何做一个合格管理者)
以一人之力,则后稷不足。
生态危机应当并不存在于庄子之时,生态伦理的问题谅也不会进入两千多年前庄子的视界,庄子不会为了解决所谓生态问题而提出无用之用。此等杂出无绪之言在惠子看来迂阔而不切实际,不能产生具体的现实效用。
作为用具,大瓠与其它任何能盛水浆、作瓢的用具无甚区别。庄子在惠子的盛水浆、作瓢之外,为大瓠找到了浮遊江湖之用,这个用是超越现实物用之上的无用之用,即所谓逍遥遊放于自得之场。人为则是人出于自己的目的加于物之上的方面,此所谓人在外(同上)。以万物意义均等,在源始的意义上揭示人与万物一体共在。这种意义不是来自人的给予,而是来自人与物所共同的本原之道,道通万物而为一。
[4]郭庆藩,1961年:《庄子集释》,中华书局。物的意义绝不止于满足人的物用需求,《马蹄》认为粘土树木虽以其材性合乎人的物用尺度,可用来制陶作器,济人所需,但粘土树木和人的物用尺度并无源始的一致性,更不是为了符合人的物用尺度而存在。例如,影响深远的经学名篇《礼记•礼运》,内容就不是纯粹的孔孟儒学。
儒家学说在乱世显得迂阔不切实际,在治世是稳定因素。汉武帝想要从上古传统中寻找治国思想,这是没有疑问的,他的策问就可以证明。随后人们在这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思考,将不断取得的新的认识纳入到统一的思想体系中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,那时候哪一家都代表不了别家。
借助各个派别的资源,多个层面、多方位思考问题,有助于提出比较全面、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十七大报告中有一节,标题为弘扬中华文化,其中提出: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,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,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、与现代文明相协调,保持民族性,体现时代性。
前面说的是内在原因,即学术思想发展自身的原因,没有说到外在原因。统一兴盛的唐代,学术思想三教并立。细读《汉书•董仲舒传》可知,董仲舒向汉武帝推举儒学时,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道家而非法家,因为当时与儒家争夺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主要是道家,名誉扫地的法家已经不是主要竞争对手了。春秋战国时代,统一的天命神学体系崩溃,分化为各有体系的诸子学派。
人们常说的久分必合,合久必分,指国家政治上统一与分裂的变化,属于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环境,属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外在原因。随后人们分别运用不同的思想体系发展认识,回答时代问题。法家的依靠制度治国的理论与人治不同,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。如果理解为与神人相对的凡人,那是可以的而且是有意义的,因为把孔子神化的确是存在已久的事实。
把孔子还原为凡人,可以有不同理解。之所以如此,有一个原因,就是汉末以来佛、道有大发展,儒学要把佛、道的学术成就吸收过来需要时间。
从汉代的察举制度到隋唐及以后的科举制度,都以儒学为举官用人的标准。包括孔孟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皆务为治者,子书触及政治之外的事物与现象,而不会专门研究它们。
三、从学术发展史看 汉武帝开始独尊的儒术,已经是加进了诸子多个派别学说因素的儒学。面对时代课题,各派分别从自己的出发点和思路进行思考,交出了自己的答案。这种历史事实说明,政治的分合,作为学术思想整合与分化的社会条件,属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外在原因。但这不能成为汉武帝看中儒术的根本原因,作为帝王的汉武帝看中儒术,根本原因当从政治方面探求。公孙弘既是春秋公羊派学者,又是汉武帝的丞相。武帝问:夫五百年之间,守文之君,当涂之士,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,然犹不能反,日以仆灭,至后王而后止。
第四点,经学扩大了子学的学术领域,有一些在子学中初步触及的领域,在经学中发展成为专门学问。到武帝时,汉初那种天下凋敝急需休养生息的局面已经改观,而汉朝与匈奴的矛盾、君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,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解决的新问题,道家学说难以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理论支持。
会后,韩星教授提出6个问题,希望我回答。这很可以反映出汉代到清代儒家占有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状况。
《四库全书》收图书3461部,经部收图书566部,占六分之一。(2)以儒学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绝对的。
我们说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,不等于承认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。孔子以下先秦儒家传经的历史,古籍也有记载。正如当时的人已经看到的,诸子学说各皆有见(《荀子•天论》),皆有所长(《庄子•天下》)。再次,四部和四部之下的分类,都没有科学技术的名目,古代科技图书被分散于各个部和类埋藏起来。
到了汉代,不仅五经是经,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也成为经。经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秦。
道家侧重在顺应自然,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生方面有独到见解。历史上也有人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全部中华文化,那是一些儒者自己的看法。
在历史进程中,人们积累的认识越来越丰富,到了需要有个统一的想体系加以组织和概括的时候,就会出现整合。5、您说儒学像衣襟上的花边一样是个装饰,又说儒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。
(引自《马恩选集》第一卷第52页,人民出版社,1972)这是一条并不抽象、也是不难理解的真理。不过,历史现象复杂多样,学术思想的整合、分化与政治的统一、分裂并不完全同步。把儒家还原为的诸子之一,是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挑战,具有思想启蒙的性质。我们现在看,四部分类法毛病不少。
一种著作是《汉书》,《汉书•公孙弘传》中说公孙弘习文法事,缘饰以儒术。若就经学与作为先秦诸子中的儒家一派的关系而言,经学是先秦儒学的继续和发展,继承着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。
他说:孔子、孟子不称为孔经、孟经,而必曰孔子、孟子者,可见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。其大同、小康之说与孔子从周的理想有距离,把礼制流行说成大道既隐之后的次理想局面,与《老子》的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颇合。
经子史集的图书分类法是以儒学为正统文化的时代的产物。这种状况会继续若干年改变不了。